離開三藩市灣區的洛克菲勒中心後，波旁中將問道：「中校，你覺得怎麼樣？」
「我們入住工廠的聯絡代表都到位了麼？」丹中校問。
「已經入住了，不過現階段我們缺乏足夠懂企業管理的人員。」波旁中將很坦率。
丹中校沒有對此說什麼。他前去德國，得到了「西德」方面在某種程度的重視，在乘船回美利堅同盟國的路途上，有在世界人民解放軍中工作了數年的德共成員給他進行了中級以及高級軍人的壓縮培訓。
所謂壓縮培訓，就是不怎麼講具體工作內容，主要進行內在邏輯與方法論的教育。工業國都有能力搞總動員，總動員不僅是將人員編入部隊。總動員的大部分工作是將國家的生產能力和運輸能力編入戰爭體系。
總動員模式又建立在對戰爭的理解能力之上。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敵人的特點，實力，敵人的上限與下限，以及敵人現階段處於的水平。
丹中校過去近兩年的時間中參與了大量具體工作，這番壓縮培訓讓他對於自己所做的內容到底意味着什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時，丹中校也生出了一個看法，並且基本有了決定。看到波旁中將不吭聲了，丹中校再次開口，「參謀長，我請求前往邊境地區負責建立地方根據地，主要是推行結合當地民眾的運動戰以及敵後游擊戰。」
波旁中將用銳利的目光盯着丹中校看了一眼。不久前丹中校對於工業大佬們說的那些內容並不符合波旁中將的期待，只是波旁中將現階段也沒有別的辦法能夠給這幫工業大佬更多信心。
從各種條件來看，南方的工業實力就是比北方弱。北方的戰役目標是南方的核心城市、工業區、港口，屬於傳統的正面進攻。大家之所以選擇傳統方式，是因為傳統方式是各種作戰方式經歷過大量戰爭驗證後得出的最優選。
歷史上的南北戰爭中，在北方軍隊大舉攻入南方後，南方軍隊並非沒有嘗試在敵後搞運動戰和游擊戰。但那次的努力很快失敗。
現在聽到丹中校竟然自告奮勇去搞這些，波旁中將思索了好一陣，終於下定決心，「你可以去，但總參謀部能夠給你的支援不可能太多。」
「沒問題。」丹中校當即答道。
「小子，你要保重自己。」波旁中將遲疑中還是做出了最後的決定。
「我一定會讓參謀長儘早聽到好消息。」丹中校答道。
回來的一路上，丹中校與給他培訓的德共小團隊進行了認真的戰爭推演。整體來看，北方沒辦法一波打垮南方，南方還能守住西部山區。但是南方東部各州很有可能會隨着北方在南方的肆虐而率先崩潰。一日東部平原地區的抵抗全部結束，西部肯定也會被迫投降。
經過這番推演後，唯一能夠阻止北方的手段只剩下在南方的東部與中部進行的敵後運動戰與游擊戰。只要能拖住北方的快攻，南方的西部地區就可以源源不斷的將裝備與物資送到東部與中部，維持這裏的戰鬥。
丹中校一點都沒有小看工業大佬，並不認為這幫傢伙不懂戰爭。相反，丹中校認為這幫工業大佬們如果接受了完備的教育和訓練後，未必不能成為優秀的軍官。所以丹中校並沒有用那套南方人比北方佬更勇敢更堅定的說法去忽悠工業大佬，而是用《持久戰》和《國土防禦和運動戰》給工業大佬們指出方向。
只有這幫工業大佬們認為南方真的有打贏的戰爭模式，他們才會真的支持南方。丹中校認為傳統的戰爭模式沒辦法說服工業大佬。
時間進入4月中旬，美利堅合眾國與美利堅同盟國不約而同的向全球宣佈了他們要建立的全新美國將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有意思的是，雙方新理念宣佈中都宣稱其反法西斯，反種族主義。除此之外，雙方還都強調反帝國主義，以維護和平反對戰爭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
中國政府高層對此並不在意。因為李潤石的第一次內部反貪進入全面收網階段。大批官員落馬，其中不乏曾經頗有名望的官員與企業界人士。
這次反腐的影響力非常大。那些親資本的媒體嘗試用「一朝天子一朝臣」去引導輿論。央媒立刻表示，反腐是長期的艱難工作，絕不搞運動式反腐。這樣的輿論中，國內不少人覺得曾經期待的「來過一場」終於要開始了。
李潤石並沒有搞運動式反腐的打算。他在國民日報上發表了署名文章，在文章中李潤石指出了現階段的特點，「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問題雖然很多，但是其本質在於中國成為工業國後，人民從工業體系中獲得了更先進的生產力，創造出了更大的財富。基於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的文化、習俗、道德，已經無法滿足人民在新的工業化社會中提升自己的去求，也無法滿足人民安居樂業的需求」
以這篇文章為開端，國民日報以及各省的報紙都開始了系列文章。不僅是報紙，廣播和電視媒體同樣製作了大量對於不同生產方式下的生活特點的對比。
何銳是在1915年才回國，到現在也不過31年。1946年的時候，國內在1915年前就已經成年的人口還有大概三億人。這三億人口能夠提供太多的具體事實，宣傳部門根本不用編造，光是實地採訪，各種比較，就能拿出相當真實的數據。
李潤石雖然認為何銳到死都沒能變成真正的唯物主義者，但是這並不影響李潤石對何銳的尊重。何銳數次對李潤石強調，「宣傳部門是一個攻勢部門，一日宣傳部門變成了衙門，那就是閻王殿。」對此，幹過好幾年宣傳部長的李潤石非常認同。
所以李潤石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明確強調，「對比，並不是為了憶苦思甜，而是用唯物主義的邏輯以及方法論去看待發生過的事情。憶苦思甜在政治角度上看，是為了維持穩定。
生產力發展必然導致社會的變動，社會變動則必然導致社會不穩定。只有理解了變化到底來自何處，才有可能意識到人民現階段到底需要什麼。
只要黨和政府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態度，就不用擔心社會變化對政府穩定造成的影響。我們都是人民的一員，人民的感受也同樣是我們的感受。
黨作為先鋒隊，更需要直面變化，直面變化對人民造成的影響。從而以唯物主義的態度去理解變化背後的矛盾基礎，以及如何應對變化所引發的問題。
而這次對比的目的是讓包括我們在內的人民群眾能夠看到變化的內容，以及從已經發生的過往中理解到已經結束的主要矛盾，正在發生的主要矛盾，以及在矛盾變化中的主要矛盾結束後，從次要矛盾轉化出來的主要矛盾，以及在全新的條件下產生出來的主要矛盾。
如果想真正讓人民群眾理解現在發生的一切，就必須反對憶苦思甜！」
除了在發動這場剛開始的時候強調了「反對憶苦思甜」之外，李潤石在之後的過程中多次公開明確強調，並且相當關注這次充滿了主動進攻性的宣傳運動。
作為一名革命家，以及有着豐富工作經驗的政治家。李潤石發動這場主動進攻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團結大多數，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的少少的」。
只有通過對比，以及引導人民對於這場對比的理解方式，才能將唯物主義辯證法進行一次真正的大普及。
當家三年狗都嫌。如果從1915年開始，中華文明黨執政已經30年。在不同階段執行的政策中積累了大量的怨念。雖然建設成果極為巨大，卻也沒辦法消除這樣的怨念。這才有工作上並沒有任何問題的前總理吳有平都被搞出了一個「吳嵩」（嚴嵩）的外號。
只有對何銳時代的經歷進行一次梳理，反思，才能讓中國全面邁過這個階段，走向全新的時代。這不僅是對何銳時代的同志們有一個交代，同樣也能避免因為無法理解到時代變化，而產生錯誤預期，從而給新時代背負上沉重包袱的現實問題。
從4月進行到6月，整體的宣傳運動成果讓李潤石比較滿意。最重要的目標，也就是「新中國」的概念徹底深入人心。
李潤石最希望團結的是1920年後出生的人民。他們到現在最大年齡不過26歲，正是最能接受新事物的階段。這也是為什麼李潤石要在衛星直播中發表「世界是年輕人的」講話的原因。
這一代的年輕人中有2000萬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代的全部年輕人都被納入到了總動員體系。接受了集體教育以及戰爭的洗禮，戰爭的勝利讓這一代年輕人真的接受了新時代的理念，有着建設祖國，建設更好生活的意願，以及與整個社會接軌以及合作的經驗。
從反饋來看，這一代年輕人完全接受了新中國的理念。他們認為何銳政府開創了新中國，而不是北洋舊政府的延續。
同樣，有了媒體的系統性宣傳。年青一代也理解了不管北洋政府或者是何銳政府，都是中國歷史中不同階段的存在。以始終沒有中斷的中國歷史的角度來看，北洋政府與何銳政府之間存在先後順序的關係，以及存在人員和血緣的聯繫。
但新中國與舊中國之間，有着一道天塹鴻溝。這道天塹鴻溝的標準在於，中國到底是權力者的中國，還是人民的中國。
在理念上的勝利之外，政策宣傳和解釋的勝利也令李潤石非常滿意。譬如人民終於理解了土改政策，就是極大的成果。
土地贖買政策徹底完成了土地全面國有化，讓人民公平的獲得了土地使用權。還通過贖買，向人民提供了一筆錢，使得後續的小商品經濟發展有了貨幣消費力的基礎。
由於土地革命政策太過於成功，徹底消滅了土地私有制的矛盾，所以普通民眾都沒人去稱讚土地政策。反倒是何銳政府搞的土地改革中，為了消滅對抗的敵人，導致了兩三百萬人死亡的事情成了一群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小地主階級用來批評何銳政府的理由。
搞笑的是，同樣是地主，面對土改，中小地主階層反抗的最激烈，真的知道土地私有制度是怎麼回事的大地主階層中只有少數頑抗到底，其他人反倒是直接給跪了。
這些大地主階層在接受採訪的時候，雖然都技術性的遮掩面部，反倒是真的對於土改政策給與了極高的評價。認為何銳要通過土改「解決破產農村的資產重組政策」是真的抓住了當時農村破產問題的關鍵。
雖然在這部分宣傳中，不少地方乃至於中央宣傳口的領導因為理論水平不足而失去了這部分宣傳工作，但是從整體來看，將人民對土改政策理解，從「仁政」視角變成了「解決破產農村的資產重組政策」，還算是成功。
李潤石在意的是「資產重組」的政策到底是有利於民眾還是有利於「資產所有者」。如果宣傳者認為資產充足是「資產所有者」吃虧了，那就肯定不自覺的會認為死了上百萬人是一場社會的悲劇。如果認為資產重組是為了解決農村人民破產的問題，那麼因為個人利益而對抗社會發展，就是那些人的個人悲劇。
通過歷史唯物主義來明善惡，知因果。將社會悲劇與個人悲劇分辨清楚，才能真正解決問題。這就是李潤石發動這場宣傳進攻的目的。李潤石知道，何銳也從來沒興趣給自己辯解。但是作為政權來說，卻有義務讓人民知道真相。
只是何銳死的早，在何銳生前有太多更重要的其他主要矛盾，根本不能在以前進行這樣的全面宣傳攻勢，通過梳理過往政策，從而給已經結束的矛盾蓋棺定論。
現在已經到了蓋棺定論的時候，如果此時不去蓋棺定論，暴露在外的過去的屍骨在腐朽後就會成為有毒蚊蠅的孳生地。也不知道是因為人民覺醒了，還是宣傳的攻勢太成功，以至於本以為會跳出來的反對者們都很安靜，並沒有針對性的進行反擊。
由於沒有反對者出來唱對台戲，宣傳部門準備的不少方案都只能束之高閣。尤其是在生活發展對比方面這個本來會引發很大爭論的領域。
三十年前已經成年的中國人到現在還有近三億，所以各地不同階層的人民生活水平都非常清晰。1946年普通民眾的生活已經全面超過了三十年前小地主的生活。
由於整個社會的發展進步，普通人可以在冬天吃上來自於南方熱帶地區的水果。只是在吃穿用住方面，城市普通民眾享受到的社會生活在涵蓋面上已經不是三十年前的中等地主甚至是大地主能夠享受到的。
這種社會進步導致的生活變化就不能用「破產重組」來解釋，而是需要從更廣闊的層面，也就是國家發展能力的曾經去理解。
1924年前的舊中國，國家的權力者們沒有發展能力，缺乏國家發展意願。民間雖然有意願卻沒有能力。整個的無力化，導致了舊中國的全面絕望。
新中國則有能力有意願，但是新中國沒有全國的政權，這就是革命戰爭爆發的原因。革命戰爭勝利的結果就是中國從此開始高速發展。
在新中國的發展中，何銳政府任用了一些舊時代的官員，與國內外的資本家以及國外的帝國主義國家進行了很多有利於雙方的合作。但是這種發展的本質與舊中國完全不同。
當然，這些合作的確存在了剝削，以及過程中出現了貪污腐壞，違法犯罪，甚至是國內有人出賣國家利益來換取個人私利，但是這些問題的定性就不能用簡單的不死不休的敵我矛盾來看待。為此，李潤石還專門寫了《論十大矛盾》的文章，來對這些討論進行指引。
到了這個階段已經是6月，人民對這次宣傳攻勢已經沒有了太大的興趣。因為在大家能夠接觸到的層面上，該說的都說了，該理解的都理解了。更高層面的問題超出了人民的接觸範圍，沒有了能夠理解的基礎，自然就沒了興趣。
到了此時，終於開始有親資產的媒體跳出來與央媒打起了擂台。
也就在此時，紐倫堡國際法庭結束了對英國、比利時的審判。英國首相丘吉爾，殖民部大臣等英國官員，以及比利時國王、比利時殖民部大臣在內的一大批歐洲殖民主義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和官員們被判處死刑。
這個消息引發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遭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壓迫的人民的歡慶。雖然早就想讓這些罪犯去死，但是公開判決他們死刑，無疑是最能揚眉吐麼。
不少比較民族主義的報紙上刊登了讀者來信，請求恢復誅九族，凌遲，腰斬等酷刑。
李潤石早就做了準備，國民日報立刻發表了《忘記過去就是背叛歷史，但是走不出過去就沒辦法邁入新時代》的文章。
「舊時代的也是人類文明史中的一部分，不管這個時代多麼血腥、殘暴、無恥，都不能否定，也不能忘記。但是人類文明必須進步，而不是被舊時代絆住手腳。
酷刑是為了留下深刻的印象，沉浸在對舊時代的酷刑處決，意味着我們依舊止步於舊時代。
人民們，革命者們。誅首惡，釋從犯，不是與舊時代的罪惡妥協，而是在判決了舊時代後繼續大步向前，邁入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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