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去世早,一些事情都是哥哥幫助處理應對。我七歲上學,開學第一天,哥哥領着我到離家最近的一所小學報到。見到老師,哥哥對我說:「給王老師鞠躬問好。」我向老師鞠躬致意。哥哥給老師繳了學雜費,老師給發了一套課本,講了有關上學事宜。這是學校僅有的一位教師,也只有一間教室。教室很大,四個年級同時上課,一個年級十來個學生坐一行,四個年級共四行。老師先給一年級上課,其他三個年級看書預習。然後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講完課留作業,輪番交替,這叫四部制。每天亂鬨鬨嘰喳喳四堂課一上午就結束啦,下午不上課。所學知識我四五歲就會了,三個月後在班上評出兩個優秀學生,我是其中一個,獎品是一個習字本一支鉛筆。
一天放學回家後我提出不上學了,母親忙問為什麼?我說:「教室牆上掛着一塊小黑板,老師寫不了幾個字就要擦一次黑板,粉筆沫四處飛揚。長木板搭在碼好的磚上當桌子,四個學生一排,一個人晃動,長木板就會掉下來。學生自帶小板凳,凳子高低不一,往往前面的學生擋着後面人的視線。」母親說:「條件艱苦能學知識就行,就你事多?」挨了批評第二天我只好去上學。
老師沒有多少文化,年齡太老有些糊塗,一至四年級的課本經常講串,老師在講台上唾沫四濺顛三倒四一遍一遍地講着,我在下面心裏一遍一遍地想:「四個年級的課程我都會背誦了,實在煩透啦!實在不想在這兒上學了!」第三天我跟哥哥說:「我要轉學,老師水平低,學不到知識。老師不講衛生,坐在太陽底下捉身上的虱子。」
學校下午不上課。我們幾個同學經常去學校玩,看見王老師靠着教室的北牆根坐着,脫掉身上的破棉襖光着膀子,把棉襖翻轉過來,黑色的棉襖露着棉絮,里子髒的看不清顏色,他低着頭眯縫着眼睛湊近棉襖,專心地捉上面的虱子,捉一個就用兩手大拇指甲對緊一擠,嘎嘣一下就消滅一個。不知道棉襖上有多少個虱子,只看見他半天在太陽底下不停地嘎嘣一下嘎嘣一下擠,怪不得他上課的時候一會兒撓撓背一會兒撓撓腿。
王老師高高的個子,臉上有幾顆麻子,花白的頭髮亂蓬蓬的。在教室旁邊有一間小房子,臥室兼廚房,他孤身一人出出進進。他對學生挺好的,曾經給我起過學名,我嫌那個名字不大氣,沒有採納。那時候我們都是幾歲的孩子不懂事,不知道老師生活艱難無依無靠十分可憐,不知道一個舊社會的的小知識分子為二斗米折腰的無奈,真的少年不知愁滋味,真的現在想起來好難過。
後來哥哥托人給聯繫一所本市最好的小學---懷幼小學。一天他領着我去面試,老師考題很多,我對答如流直接插班到二年級。
我十歲的時候,記得那是春天,脖子上長一個瘡,慢慢越長越大,後來竟然長到像一個小饅頭大小,整個臉都腫了,身上時而發燒時而發冷。夜裏痛得睡不着覺,白天吃不下飯。哥哥急忙帶我去看醫生,醫生說:「瘡已經化膿潰爛需要手術,它距離頸動脈很近,手術就有危險,說不定大出血需要輸血,你回家商量商量吧。」
哥哥回家介紹了醫生的診斷意見,母親說:「那就輸我的血吧」。哥哥說:「你身體不好,輸我的血。」嫂子說:「輸我的血,我這個人經得起摔打。」五姐說:「輸我的血,我無牽無掛出什麼事都不怕!」親人們爭執着,我一聽急了:「我不做手術,我死了也不要你們輸血。」哥哥說:「回頭再商量。」
哥哥做事縝密,第二天又去問醫生:「會有多大的危險?」醫生說:「不用擔心,不是什麼大手術。」哥哥回家跟母親商量:「做手術要趁早,明天怎樣?」次日早晨,母親給我做了一碗白麵疙瘩湯,說:「吃飽飯能抗住手術的疼痛。」有句順口溜「大小生個瘡,喝口疙瘩湯」那年頭只有生了病,才能喝口疙瘩湯,可見人們貧困的程度。
哥哥帶我到醫院,醫生問:「家裏商量好啦?」哥哥點頭,然後把醫生拽到一旁悄悄說:「需要輸血就輸我的。」我躺在手術台上,醫生端過來一個醫用盤子圍在我脖子邊,做完手術我看見半盤子膿血。哥哥緊張地站在旁邊。醫生往傷口裏塞進半尺長一條浸滿藥水的紗布,傷口很深。醫生醫術高明動作嫻熟,成功地做完手術,不需要輸血。後來哥哥又帶我去換過幾次藥,醫生把傷口裏帶着膿血的紗布取出來,然後再把一條浸滿藥水的紗布塞進去,每次換藥痛疼得很,我閉着眼睛咬緊牙關滿頭冒汗,哥哥緊緊握住我的手無聲地給力。一個多月以後我的傷口長好了。
哥哥已經是四個孩子的父親,他不僅疼愛每一個孩子,是個好父親。對我也關愛有加,是位好兄長,手足之情伴我成長。
小時候五姐經常和我玩騎馬遊戲,她四肢着地,我騎在她背上,有時候她故意搖晃把我摔下來,好歹不會摔疼。五姐比我大五歲,小時候吃的玩的她都讓着我。
五姐十六歲考入紗廠,是細紗車間擋車工。三班倒,夜班要帶飯,廠子食堂給加熱。有一次她從籠屜上拿下飯盒打開一看,怎麼是高粱面窩頭?每天帶的都是玉米面窩頭呀!她氣得嘟嘟囔囔:「誰嘴饞偷吃了我的黃窩頭?誰給調包啦?」回家後她跟嫂子講了這個事故,嫂嫂噗哧笑了,說:「平時我蒸黃、紅兩種窩頭,玉米面好吃些給你帶飯,高粱面難咽我們不上班的人吃。昨天是玉米面用完了,只得蒸高粱面的,你帶的就是高粱窩頭,沒有人給你調包。」五姐恍然大悟:「我懷疑工友,自己生氣,什麼人呀!」那年頭紅高粱最便宜。
五十年代初我們這地方工業不發達,只有一家紡織廠,去那兒上班就是女孩子們的嚮往,當時有幾句順口溜可見一斑,「小閨女快快長,長大了考紗廠,宿舍暖是樓房,掙錢多有食堂。」紗廠的食宿條件不錯,可是勞動強度特別大。五姐是細紗車間擋車工,每周早、中、夜三班倒,每日八個小時手腳不停地在紗錠前轉來轉去,斷了的線頭要飛快接好,要不然就會「開花」,就是紗錠空轉,紗線亂竄,出事故。一個工人看管幾台機器,上千隻紗錠,一個班下來相當於走八十里路。車間裏棉絮飛揚空氣混濁,工人們下班時候,個個鼻子眼睛耳朵里沾滿棉絮屑。五姐工作辛苦勞累,是全家重點保護對象。
一年冬天母親給五姐做了一件棉大衣,新里新面新棉花。大衣的面料是青色,大衣里子布是蘇聯大方格,紫紅色。那年頭這就是最時尚的衣服,一般人沒有大衣。母親身體不好,做棉大衣的時候歇一會兒,做一會兒,一針一線精工細做好幾天。棉衣做好以後一連下了幾天大雪,氣溫驟降,母親怕五姐受凍,讓我趁中午不上課的時間給送去。母親沒有去過紗廠,不知道廠子具體位置,只知道大概方向。吩咐我:「出門向北走,見到大路向東拐,一直向東大約五六里地。」我說:「剛下過大雪,路邊連標記都沒有,怎麼找呀?」母親說:」鼻子底下有嘴打聽唄。」母親總是把我當成男孩子使喚。
我抱着包袱走出家門,地上皚皚白雪,足有一尺厚,背陰的地方看不見路,向陽的地方雪已經開始融化,道路泥濘。路上行人稀少。我小心地踏着泥濘和積雪在向陽的地方走。走了不到一里地,鞋裏就灌滿了泥水,走着走着棉褲也濕了半截,腳凍麻了,渾身凍得直打哆嗦。北風呼呼地刮着,像刀子一樣拉在臉上,我咬牙堅持着走呀走。好不容易遇到一位行人,我向他打聽路,他說:「繼續向前走,路兩邊沒有建築物了。再向前走,看到幾幢樓房就是紗廠。」他還關心地問我:「幾歲了?」答:「十一歲。」問:「抱的什麼?」答:「給姐姐送的棉大衣。」那人接着說:「我幫你穿上,把棉大衣向上挽一挽,穿在身上暖和也省得抱着。看你凍成這樣,見到姐姐你就凍僵了。」我搖搖頭:「不用,謝謝了。」當然我知道穿上大衣暖和,可是我怕把大衣弄髒了。
我本能地挪動雙腳繼續往前走,到紗廠門口,門衛不讓進,我跟他講我家離廠子好幾里地,一路打聽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他看見我凍得臉色發紫,說話上下牙打架,嘴打哆嗦,出於憐憫吧,他檢查一下包袱就放我進去了。聽到他在我身後說:「這小孩,抱着棉衣不知道穿上。」
我邁動失去知覺的雙腳繼續前行,到了宿舍樓我挨門打聽,終於到了姐的宿舍。姐看見我非常意外:「這麼冷的天,滿地冰雪,你來幹什麼?」答:「娘讓我給你送棉大衣。」姐說:「我在車間和宿舍有暖氣,凍不着。娘也真是的,你走丟了怎麼辦?」姐看見我棉褲濕到膝蓋處,腳上的鞋灌滿泥水,一副快凍僵的樣子,問:「你幾點從家出發的?」答:「中午下學啃一塊乾糧就出門了。」姐:「你在路上走一個多小時?摔倒沒有?「旁邊的工友說:「沒有迷路,沒有走丟就不錯。」姐趕忙去端來一盆溫水給我洗腳,讓我脫掉棉褲把腿伸到被窩裏。隨後她從食堂買來熱乎飯菜,已經是下午兩點。
姐下午四點上中班,三點多出發,我下午兩點上學已經趕不上趟,我不想去上學了,打算在暖和的被窩裏多呆一會兒。等棉褲在暖氣上烤暖和些,再穿上回家。可我轉念又一想: 姐也需要在這張床上休息。於是我故意說:「姐,我要上學去了.」我掀掉身上的被子,穿上濕了半截的棉褲,穿上冰冷的棉鞋,匆匆走出宿舍,姐在我身後囑咐着:「別慌張,別摔了。」我揮揮手:「你休息一會兒,記着穿上大衣去上班。」
六零年我在北京上大學期間,母親幾次生病住院,都是五姐把她及時送進醫院,細心伺候護理。哥哥經常去探視。母親生病,哥哥姐姐沒有告訴我,怕我學習分心。一日夜間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母親得了重病,從箱子裏拿出她的衣服。我驚恐醒來,猛然坐起,哦,是個夢。我當即寫信問姐姐:母親安好?她回信:母親突然犯心臟病住院。母親犯病和我做夢竟是同一時刻。是巧合亦或心靈感應?
大姐夫婦時常去看望母親,給母親買愛吃的糕點、買帽子、襪子等日用品。大姐成年以後,尤其有了孩子,越發理解、感恩、親近母親。她感嘆:不養兒不知父母恩吶。
大姐對我的學習非常關心,她說:「我小時候上學不用功,半途而廢,很後悔。你是最小的妹妹,要刻苦學習,爭取上大學。」我去上大學的時候,大姐夫婦去踐行,給了錢,以表祝賀。
我們兄妹們同父異母,卻如一奶同胞,骨肉相連親密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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