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去世早，一些事情都是哥哥幫助處理應對。我七歲上學，開學第一天，哥哥領着我到離家最近的一所小學報到。見到老師，哥哥對我說：「給王老師鞠躬問好。」我向老師鞠躬致意。哥哥給老師繳了學雜費，老師給發了一套課本，講了有關上學事宜。這是學校僅有的一位教師，也只有一間教室。教室很大，四個年級同時上課，一個年級十來個學生坐一行，四個年級共四行。老師先給一年級上課，其他三個年級看書預習。然後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講完課留作業，輪番交替，這叫四部制。每天亂鬨鬨嘰喳喳四堂課一上午就結束啦，下午不上課。所學知識我四五歲就會了，三個月後在班上評出兩個優秀學生，我是其中一個，獎品是一個習字本一支鉛筆。
一天放學回家後我提出不上學了，母親忙問為什麼？我說：「教室牆上掛着一塊小黑板，老師寫不了幾個字就要擦一次黑板，粉筆沫四處飛揚。長木板搭在碼好的磚上當桌子，四個學生一排，一個人晃動，長木板就會掉下來。學生自帶小板凳，凳子高低不一，往往前面的學生擋着後面人的視線。」母親說：「條件艱苦能學知識就行，就你事多？」挨了批評第二天我只好去上學。
老師沒有多少文化，年齡太老有些糊塗，一至四年級的課本經常講串，老師在講台上唾沫四濺顛三倒四一遍一遍地講着，我在下面心裏一遍一遍地想：「四個年級的課程我都會背誦了，實在煩透啦！實在不想在這兒上學了！」第三天我跟哥哥說：「我要轉學，老師水平低，學不到知識。老師不講衛生，坐在太陽底下捉身上的虱子。」
學校下午不上課。我們幾個同學經常去學校玩，看見王老師靠着教室的北牆根坐着，脫掉身上的破棉襖光着膀子，把棉襖翻轉過來，黑色的棉襖露着棉絮，里子髒的看不清顏色，他低着頭眯縫着眼睛湊近棉襖，專心地捉上面的虱子，捉一個就用兩手大拇指甲對緊一擠，嘎嘣一下就消滅一個。不知道棉襖上有多少個虱子，只看見他半天在太陽底下不停地嘎嘣一下嘎嘣一下擠，怪不得他上課的時候一會兒撓撓背一會兒撓撓腿。
王老師高高的個子，臉上有幾顆麻子，花白的頭髮亂蓬蓬的。在教室旁邊有一間小房子，臥室兼廚房，他孤身一人出出進進。他對學生挺好的，曾經給我起過學名，我嫌那個名字不大氣，沒有採納。那時候我們都是幾歲的孩子不懂事，不知道老師生活艱難無依無靠十分可憐，不知道一個舊社會的的小知識分子為二斗米折腰的無奈，真的少年不知愁滋味，真的現在想起來好難過。
後來哥哥托人給聯繫一所本市最好的小學---懷幼小學。一天他領着我去面試，老師考題很多，我對答如流直接插班到二年級。
我十歲的時候，記得那是春天,脖子上長一個瘡,慢慢越長越大，後來竟然長到像一個小饅頭大小，整個臉都腫了，身上時而發燒時而發冷。夜裏痛得睡不着覺，白天吃不下飯。哥哥急忙帶我去看醫生，醫生說：「瘡已經化膿潰爛需要手術，它距離頸動脈很近，手術就有危險，說不定大出血需要輸血，你回家商量商量吧。」
哥哥回家介紹了醫生的診斷意見，母親說：「那就輸我的血吧」。哥哥說：「你身體不好，輸我的血。」嫂子說：「輸我的血，我這個人經得起摔打。」五姐說：「輸我的血，我無牽無掛出什麼事都不怕！」親人們爭執着，我一聽急了：「我不做手術，我死了也不要你們輸血。」哥哥說：「回頭再商量。」
哥哥做事縝密，第二天又去問醫生：「會有多大的危險？」醫生說：「不用擔心，不是什麼大手術。」哥哥回家跟母親商量：「做手術要趁早，明天怎樣？」次日早晨，母親給我做了一碗白麵疙瘩湯，說：「吃飽飯能抗住手術的疼痛。」有句順口溜「大小生個瘡，喝口疙瘩湯」那年頭只有生了病，才能喝口疙瘩湯，可見人們貧困的程度。
哥哥帶我到醫院，醫生問：「家裏商量好啦？」哥哥點頭，然後把醫生拽到一旁悄悄說：「需要輸血就輸我的。」我躺在手術台上，醫生端過來一個醫用盤子圍在我脖子邊，做完手術我看見半盤子膿血。哥哥緊張地站在旁邊。醫生往傷口裏塞進半尺長一條浸滿藥水的紗布，傷口很深。醫生醫術高明動作嫻熟，成功地做完手術，不需要輸血。後來哥哥又帶我去換過幾次藥，醫生把傷口裏帶着膿血的紗布取出來，然後再把一條浸滿藥水的紗布塞進去，每次換藥痛疼得很，我閉着眼睛咬緊牙關滿頭冒汗，哥哥緊緊握住我的手無聲地給力。一個多月以後我的傷口長好了。
哥哥已經是四個孩子的父親，他不僅疼愛每一個孩子，是個好父親。對我也關愛有加，是位好兄長，手足之情伴我成長。
小時候五姐經常和我玩騎馬遊戲，她四肢着地，我騎在她背上，有時候她故意搖晃把我摔下來，好歹不會摔疼。五姐比我大五歲，小時候吃的玩的她都讓着我。
五姐十六歲考入紗廠，是細紗車間擋車工。三班倒，夜班要帶飯，廠子食堂給加熱。有一次她從籠屜上拿下飯盒打開一看，怎麼是高粱面窩頭？每天帶的都是玉米面窩頭呀！她氣得嘟嘟囔囔：「誰嘴饞偷吃了我的黃窩頭？誰給調包啦？」回家後她跟嫂子講了這個事故，嫂嫂噗哧笑了，說：「平時我蒸黃、紅兩種窩頭，玉米面好吃些給你帶飯，高粱面難咽我們不上班的人吃。昨天是玉米面用完了，只得蒸高粱面的，你帶的就是高粱窩頭，沒有人給你調包。」五姐恍然大悟：「我懷疑工友，自己生氣，什麼人呀！」那年頭紅高粱最便宜。
五十年代初我們這地方工業不發達，只有一家紡織廠，去那兒上班就是女孩子們的嚮往，當時有幾句順口溜可見一斑，「小閨女快快長，長大了考紗廠，宿舍暖是樓房，掙錢多有食堂。」紗廠的食宿條件不錯，可是勞動強度特別大。五姐是細紗車間擋車工，每周早、中、夜三班倒，每日八個小時手腳不停地在紗錠前轉來轉去，斷了的線頭要飛快接好，要不然就會「開花」，就是紗錠空轉，紗線亂竄，出事故。一個工人看管幾台機器，上千隻紗錠，一個班下來相當於走八十里路。車間裏棉絮飛揚空氣混濁，工人們下班時候，個個鼻子眼睛耳朵里沾滿棉絮屑。五姐工作辛苦勞累，是全家重點保護對象。
一年冬天母親給五姐做了一件棉大衣，新里新面新棉花。大衣的面料是青色，大衣里子布是蘇聯大方格，紫紅色。那年頭這就是最時尚的衣服，一般人沒有大衣。母親身體不好，做棉大衣的時候歇一會兒，做一會兒，一針一線精工細做好幾天。棉衣做好以後一連下了幾天大雪，氣溫驟降，母親怕五姐受凍，讓我趁中午不上課的時間給送去。母親沒有去過紗廠，不知道廠子具體位置，只知道大概方向。吩咐我：「出門向北走，見到大路向東拐，一直向東大約五六里地。」我說：「剛下過大雪，路邊連標記都沒有，怎麼找呀?」母親說：」鼻子底下有嘴打聽唄。」母親總是把我當成男孩子使喚。
我抱着包袱走出家門，地上皚皚白雪，足有一尺厚，背陰的地方看不見路，向陽的地方雪已經開始融化，道路泥濘。路上行人稀少。我小心地踏着泥濘和積雪在向陽的地方走。走了不到一里地，鞋裏就灌滿了泥水，走着走着棉褲也濕了半截，腳凍麻了，渾身凍得直打哆嗦。北風呼呼地刮着，像刀子一樣拉在臉上，我咬牙堅持着走呀走。好不容易遇到一位行人，我向他打聽路，他說：「繼續向前走，路兩邊沒有建築物了。再向前走，看到幾幢樓房就是紗廠。」他還關心地問我：「幾歲了？」答：「十一歲。」問：「抱的什麼？」答：「給姐姐送的棉大衣。」那人接着說：「我幫你穿上，把棉大衣向上挽一挽，穿在身上暖和也省得抱着。看你凍成這樣，見到姐姐你就凍僵了。」我搖搖頭：「不用,謝謝了。」當然我知道穿上大衣暖和,可是我怕把大衣弄髒了。
我本能地挪動雙腳繼續往前走，到紗廠門口，門衛不讓進，我跟他講我家離廠子好幾里地，一路打聽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他看見我凍得臉色發紫，說話上下牙打架，嘴打哆嗦，出於憐憫吧，他檢查一下包袱就放我進去了。聽到他在我身後說：「這小孩，抱着棉衣不知道穿上。」
我邁動失去知覺的雙腳繼續前行，到了宿舍樓我挨門打聽，終於到了姐的宿舍。姐看見我非常意外:「這麼冷的天，滿地冰雪，你來幹什麼？」答：「娘讓我給你送棉大衣。」姐說：「我在車間和宿舍有暖氣，凍不着。娘也真是的，你走丟了怎麼辦？」姐看見我棉褲濕到膝蓋處，腳上的鞋灌滿泥水，一副快凍僵的樣子，問：「你幾點從家出發的？」答：「中午下學啃一塊乾糧就出門了。」姐：「你在路上走一個多小時？摔倒沒有？「旁邊的工友說：「沒有迷路，沒有走丟就不錯。」姐趕忙去端來一盆溫水給我洗腳，讓我脫掉棉褲把腿伸到被窩裏。隨後她從食堂買來熱乎飯菜，已經是下午兩點。
姐下午四點上中班，三點多出發，我下午兩點上學已經趕不上趟，我不想去上學了，打算在暖和的被窩裏多呆一會兒。等棉褲在暖氣上烤暖和些，再穿上回家。可我轉念又一想： 姐也需要在這張床上休息。於是我故意說：「姐，我要上學去了.」我掀掉身上的被子，穿上濕了半截的棉褲，穿上冰冷的棉鞋，匆匆走出宿舍，姐在我身後囑咐着：「別慌張，別摔了。」我揮揮手：「你休息一會兒，記着穿上大衣去上班。」
六零年我在北京上大學期間，母親幾次生病住院，都是五姐把她及時送進醫院，細心伺候護理。哥哥經常去探視。母親生病，哥哥姐姐沒有告訴我，怕我學習分心。一日夜間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母親得了重病，從箱子裏拿出她的衣服。我驚恐醒來，猛然坐起，哦，是個夢。我當即寫信問姐姐：母親安好？她回信：母親突然犯心臟病住院。母親犯病和我做夢竟是同一時刻。是巧合亦或心靈感應？
大姐夫婦時常去看望母親，給母親買愛吃的糕點、買帽子、襪子等日用品。大姐成年以後，尤其有了孩子，越發理解、感恩、親近母親。她感嘆：不養兒不知父母恩吶。
大姐對我的學習非常關心，她說：「我小時候上學不用功，半途而廢，很後悔。你是最小的妹妹，要刻苦學習，爭取上大學。」我去上大學的時候，大姐夫婦去踐行，給了錢，以表祝賀。
我們兄妹們同父異母，卻如一奶同胞，骨肉相連親密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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